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

作者：发布时间：2018-05-26 15:50:00

富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第一个价值目标，是“富强”。
　　“富强”这个概念，是和“贫弱”相对应的。正因为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感受到了太长久、太深重的贫弱，所以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上，“富强”作为首要的目标被提出来。“富强”的声音，是我们整个民族心底呼喊了太久的一个共同声音。
　　“富强”这个词，是一个并列词语：民富而国强，才是国家的真正富强。
　　人民富足，是一国存在的终极意义；
　　国家强盛，是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
　　所以“民富”和“国强”，是相互成就、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

（一）民富——衣食富足
　　民富，在国学的论述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孟子曾对想要治理好邦国的梁惠王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里讲，让人们通过正常有序的劳作，可以穿上帛、可以吃上肉，这就是民富。其实，孟子这里说的五十岁、七十岁只是泛指，衣帛、食肉也只是一种指代，他真正提出的是人民生活中最基本的两项保障：丰衣和足食。
　　这两样，在我们当代的都市生活中都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必需品了，然而纵观人类历史上长久的供不应求、横看当今世界部分区域的长年饥荒，我们就知道，丰衣足食、物阜民丰，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幸福，是民富的最重要体现。
　　所以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写他幻想中的世外桃源时就形容道：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他幻想着，有一方乐土，人们在那里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这样的平实生活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国了，就可以令男女老少怡然自得。
　　到了清代，人们的诉求依然如此，清初的艺术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就说：“谓一朝富有，男可翩翩裘马，妇则楚楚衣裳。”衣冠楚楚，宝马香车，民众这样的生活就是社会富有的表现——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当下每一天的车水马龙，每个人的衣着鲜亮。

（二）民富——文化富足
　　丰衣足食，这是生活富足的层面；而真正的民富，还要追求生命富足的层面——也就是在物质富足之后的精神富足，也就是经济富足之后的文化富足。
　　因此孟子在对梁惠王的论述中，说完衣帛、食肉、无饥，就马上说到了文教，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在孟子心中，给民众以教化，让大家懂得礼仪规范、仁义道理，这才是民富的更高表现。
　　而孔子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清晰，《论语》里就记载说：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周游列国的孔子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就通过与学生冉有的问答而表达说，人口发展起来后，还应当使人民富裕，富裕之后，还要给人以教育。就此，孔子提出了社会要经由民富而文昌的必要顺序。
　　所以我们就能够领会一个民族提倡文化兴国、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文化教养，标志着民富的层次。
　　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精神家园，人的心灵就不能算是找到了安居乐业之所；
没有文化滋养的心灵沃土，人的生活就不能算是充实富足。
　　因此《易经》会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的过程，就是文明推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兴国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就是一个民族构建精神家园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经由民富而至文昌的过程。
　　所以，民富的含义有二：
　　需要生活的富足，也就是物质富足，丰衣足食；
　　更需要生命的富足，也就是精神富足，以文化人。

（三）国强——政治强盛
　　如果说，一国的财富，主要是由经济和文化组成的；那么，一国的强盛，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构成的。
　　政治的强盛，体现为对内的国家统一，以及对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着虽合久必分、但分久必合的规律，对江山一统的追求成为了国家层面恒定的战略，因为历朝历代的政府都深深认识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疆土归一、政权稳定、民族团结，才能使国内资源形成合力，形成势不可挡的大国力量。
　　纵观历史上但凡长治久安的王朝，一定都是总体来讲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民族相安的时代，比如汉、唐、明、清。九州一统、天下归心，这是所有朝代的政治任务，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因此，分裂祖国的行径才是那么地不可饶恕，因为国家分裂、政治飘摇，削弱的是民族的整体实力，损害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保障，造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困境甚至是倒退。
　　九州同心之后，国家便可向外谋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古代社会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万国来朝”、是“大国气象”，是期盼在国际关系中成就政治上的足够权威。然而对外强盛之后的这个政治共同体，在中国古人看来，又不是以对世界的称霸、对区域的强权为诉求，而是以“四海一家”、以“互通有无”为追求，是以自身的强大来赢得彼此尊重、以国家的强盛而有余力回馈他国为荣。所以强盛王朝所沿袭的优异传统，是保护附属国家、优待远方友邦，是输出灿烂文化、给出丰富物资，而不是强势凌人、干涉他国内政，或者仗势欺人、贪婪开疆扩土。
　　中国文化认为，政治的强大，表现为一种自尊自重、自省自强的自信力，是像孔子信心满满说的“虽百世，可知也”——只要遵从历史的得失经验，百代之后的社会情形也可以掌握——虽然孔子这里论述的是礼仪制度，但是我们可以将礼仪之邦的精神引申为社会发展的道理。中国文化认为，政治强大的根本，在于规范自我的风度，而不是凌驾于人的霸权。

（四）国强——军事强盛
　　如果说，一个国家政治强大的形态，有外放型也有收敛型，那么军事强盛的状况，就常常被人理解为血脉贲张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实军事强大的理想状态，应该表现为维持稳定的静态守备，而不是冲锋陷阵的动态进攻。
　　兵强马壮，威仪赫赫，声名远播，令敌人不敢来犯，这就是“强军梦”的本质追求；而使家国沦陷于战火，并不是军队建设的本来目的。
　　中国传统的“强军梦”，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不血刃，是不战而胜，是杜绝穷兵黩武；而一旦不可避免地开战，又是“上下同欲者胜”的所向披靡，是报效祖国、奋不顾身，是同仇敌忾、与子同仇。
　　所谓泱泱大国，不仅仅是看起来人口多、收入多、土地多、资源多，而是要在国家形象上体现出精神之大、责任之大、气度之大、实力之大。
　　政治的统一、军事的完备，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国家强盛。而国家强盛的内在自信和持久保障，又是以强而不霸、盛而不骄为智慧准则，这也是中国文化里中庸之道的高明体现。
　　所以，说到“富强”，我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民富而国强的中国，是经济富庶、文化繁荣、政治强大、军事强盛的国家。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在追求生活富裕的道路上，同时兼以文化修身；如果在我们关注领土纠纷的爱国之心里，还坚决拥护着国家主权完整——那么，中国的富强，有你，也有我。

民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第二个价值目标，是“民主”。
　　“民主”这个词，在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下，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专指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民主”的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以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用广大民众意见削减政府中央集权。
　　其实，“民主”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是属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的，那就大大削减了这个词里包涵的哲学思考和济世情怀。因为制度和手段都存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局限性：制度，从来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手段，也只是众多治理方法中的一种。而曾经站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峰上进行顶层设计的那些学者们，他们视角中的“民主”概念，是一种超越了一时一地限制、超越了技术层面的历史大观念，“民主”被他们传达出的终极目的与济世关怀，具有永恒意义，因不受时代制度变迁所限而经典。

（一）以民为主
　　“民主”在中国文化中，首先有“以民为主”的含义。《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邦国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首要。《尚书》作为上古文献，早早就提出了治国要“以民为主”的思想。甚至，这部被历代治国者奉为“政治课本”的古书，它十分严厉地训诫统治者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民的意愿就是上天的意愿，人民的眼睛就是上天的眼睛，人民的耳朵就是上天的耳朵，——这其实是在表明：民意就是天意。如果说“民”就是“天”，那么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天子”，从文化本意上讲，那应该是“人民之子”的意思，他要替天行道、要奉天行事，就是要奉从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需求。天子，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反而应当顺从民意。
　　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是要想人民之所想的：人民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人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他只是带往民众驶向美好生活的掌舵者而不是做主者，他甚至要无限地弱化自己的意志、淡化自己的色彩，才能彰显和顺乎人民的意愿。所以《周易》里论述君王之道的乾卦就说“群龙无首，吉”，当社会领袖已经化入寻常道之中，不再看见他高高在上的身影时，便是吉利之相。再联系前面《尚书》中所讲的，那就是，天子之眼耳鼻舌身意，都是民众眼耳鼻舌身意的一部分，而不是自己突显个人权威的独立存在。
　　而《老子》也说“太上，不知有之”，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的意思是，在最好的世代里，人民只是模糊感觉到统治者的存在而已，也就是，统治阶层虽超乎于民却顺乎于民，不与人民产生明显的距离；老子又称，这样的统治者，为百姓谋福利成功了，人民却感觉这本就是老百姓自己顺其自然的状态、本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以民为主”？统治者作为效劳于民的一个掌舵者，却早已无限虚化了自己的声音与功绩，在这大地上，只有人民作为主人自然而然的身影。
　　《尚书》《周易》《老子》出现稍早，《孟子》晚出，儒家孟子目睹当时社会变得礼崩乐坏、甚嚣尘上，却在论著里比前几部文献都更为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连国家社稷的朝代更迭都不如人民重要，朝代更迭中的君王就更不重要了，天下所有的贵重，全都在民众身上。由此可见，无论统治上层如何兴衰往来、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改变幻，那贵重不变的，始终都是人民大众。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朝代更迭、制度变迁都是岁月洗礼中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唯有广大人民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中都永世不变的主人。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圣贤，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他们与政客不同，政客的服务对象是当权者，而圣贤的关怀对象是为民者。他们的思考结果，不是仅为时政出谋划策，而是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因此，才体现着最本质的人文关怀，才沉淀为岁月洪流中永不淘汰的金玉良言。

（二）为民做主
　　“民主”在国学里的第二层含义，是“为民做主”，这个概念是对于治国者、对于国家政府而言的。除了一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所有形态的国家都必然要形成统治部门，来代表人民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无论这个统治阶层，是由世袭担当还是由选举产生。所以，人们就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
　　在中国文化里“民主”一词最早的出处，是《尚书》中的“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意思是说，上天在寻求民之主，于是就出现了明君成汤。这里说的“民主”，是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国家统治者。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尚书》里又说“皇天无亲，惟徳是辅”，上天没有偏私亲近之人，只辅助贤德之君成事。既然要求君有德，那么君之德就在于能为民做主，所以《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生育了人民，并非为了君主，相反，上天设立了君主，却是为了人民。
　　古人说的上天，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指代，以这种冥冥天意，来指代政权兴衰的客观规律、指代民众意愿的结果导向。所以统治者的上位、在位，是这些无形力量在起作用，统治者的更换、下台，也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发生作用。而这冥冥中的广大力量，就来自民意。所以《荀子》里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是后来唐代名臣魏征常向唐太宗李世民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人民的信任交托，托起了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人民的信任颠覆，覆灭了统治者的权位。
　　这种“为民做主”的思想深入人心，直到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第五任皇帝雍正，还特地在他处理政务的养心殿西暖阁里手书一副对联，写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不能用整个天下来供奉国君，要以国君之毕生来治理天下。这句话，也是《史记》中记载尧帝之言的推衍，“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不能损害天下人而只利于一个人。可见，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从尧舜时代的开启，到满清王朝的收端，“为民做主”的思想作为国家政府的君德要求而贯穿了始终。
　　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是在思想层面，它是中国文化里早已探讨过的社会话题和坚持始终的政治概念。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以民为主、为民做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三）由民做主
　　“民主”的第三层含义，也是在今天和未来更显出重要性的含义，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
　　一方面，从社会制度上讲，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人民并不是被国家统治的对象，而是统治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接受人民的委任而管理国家，要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国家权力来源于全体人民。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源于俄国、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既民主又集中，既防止政府的专权独断，又克服政策的疲软无力。
　　而另一方面，从公民意识和个人素养上来讲，由民做主、民为主人，就要求每一个公民都要具有主人翁意识。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的原型出自清代思想家顾炎武的话，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匹夫，是泛指平民百姓，每个公民的言行举止，都关系着天下兴亡的走向。
　　当我们想要享受“由民做主”的权利时，就要尽到“民为主人”的义务，而义务，是沉重的。宋代范仲淹尽到了他的义务，于是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不是出于任重道远的主人公意识，他何苦要乐少而忧多、常以天下为己任？明代于谦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如果不是出于力能扛鼎的主人公精神，他何苦要冒粉骨碎身之险、挺身而出冲在国难关头？清代林则徐尽到了他的义务，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果不是出于力挽狂澜的主人公意识，他何苦要不顾祸福、生死以报家国？
　　所以，要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要有作为主人的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每个民众肩上都担负着自己对于国家社会的一份意义，虽然在影响力上有大小之分，但是积少成多，担出了一个铁打的国家。对于我们每一个公民来讲，道义不需宏大，只要在生活和工作中，担负一份正义、传递正能量，承担一份责任、不忘社会公心，就是我们在当下的一份“铁肩担道义”，就是我们为国家兴盛而尽己之责的一份主人翁意识。
　　而今天我们还要注意：“由民做主”的民，是广大民众，“民为主人”的民，是人民百姓。当我们高喊“民主”的时候，是要把大众利益作为服务对象的，而不是把利己主义就认作是廉价的民主。只以自我利益为根本，而不顾家国社会的广大利益，那只是一种泛滥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尽义务、只享权利的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所以，当中国文化里说起“民主”的时候，所指的，并非是为社会制定出一种没有温度的操作方法，而是投注给人间一种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情怀。
　　“以民为主”体现社会的责任，“为民做主”要求政府的责任，“由民做主”需要民众的责任，民主国家的构建，人人有责。

文　明

（一）文明形态
　　“文明”的释义有很多版本，综合来讲，我们平时谈及“文明”这个词时，主要意指两层概念：
　　第一层是广义上的文明，指一个社会集团中的综合文化特征，包括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礼仪习俗、宗教思想、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程度等等，比如说到思想体系上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说到生产方式上的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或者说到创造成果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些都是宏观意义上的文明概念；
　　第二层概念是狭义的文明，是指某个对象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素质、道德水准、教育水平，比如说某某人是个文明人，某某国是个文明的国家。
我们先来看广义上的文明。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文明，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令国人百感交集的一个词汇。从近代史开篇，我们的自有文明在世界面前就从未彰显出优越性，相反，处处都显示出落后于人的伤心对比：
　　工业文明击垮了农业文明、西方文明压倒了东方文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除了拥有漫长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处于下风。中华文明曾以仁义礼智信辐射过周边国家、曾以温良恭俭让礼敬出大国风范、曾以诗书礼乐打造了崇高的价值观念，却在19世纪的世界大变革中被称作“东亚病夫”，曾经的雄风不再，这一头东方雄狮似乎是恹恹病倒了。
　　鸦片战争震动了中华文明，中国人看着原有的世界秩序被打破，难以理解眼前这个时代，文明的标尺变成了什么：一国的黄金白银不再是从自家的矿山挖掘而出，而是由横冲直撞的坚船利炮从他国强行带回；一国的疆域不再仅是自有的土地岛屿，还可以从黑皮肤、黄皮肤民族的生存空间里硬性划定；一国的财富积累不再是专心生产和贸易，而是磨刀霍霍阴谋布局、转借战争暴敛横财。中国的文明对此感到束手无策，在当时的文明形态下，不再有中华文明的传统位置。
　　自工业革命的大浪潮开始、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中以来，从发展方式上看，可以将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占据主动态势、侵略型的文明形态，是以海盗文明为思维模式、对世界各国物质资源和意识形态进行占领与扩张的国家，可称之为海盗式文明；
另一种是呈现出被动跟随态势、殖民地型的文明形态，是以顺从侵略者、趋从强国脚步为国家意志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可以称作奴役式文明；
而介乎于这两种文明形态之间的，就是中国的文明态势，是一种自新型、中和型的文明，既没有对弱国进行过压迫和掠夺，也没有对强国一味顺从和屈服，纵然曾经有过深重苦难，依然渴望着和平崛起、依然坚持着中国道路、依然保持着不卑不亢，我们称之为中和式文明。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生存至今、始终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在世界潮流的涌动中曾一时落于人后，实在属于历史的常态，那是由旧制度转型到新世界的秩序调整过程、是一个泱泱大国自我更新的必要积累过程。大船的转向必然显得缓慢，但当它一旦调整好方向、发动足内劲，便将重新领衔于世界前端。
　　而中国在探索现代化的征程中，看过了海盗式文明国家争霸世界的傲慢、看过了奴役式文明国家唯唯诺诺的附和，此时更显示出了中华文明自身不同于人的中正、平和，以及在未来发展中具有长力的特征。可以说，未来的世界文明，不欢迎世界警察的霸道，也不鼓励傀儡小弟的媚态，而将迎来中和式文明标榜于世界文明模范的时代。
　　中国的文明和平发展、后劲无穷，这将有力地证明：在现代社会，除了海盗式的发家和奴役式的被发展，还有一种稳步行进的文明叫做中和式文明，是靠着崇尚和谐、爱好和平、自我日新、中正仁和的智慧发展到今天、强大于明天，它说明着中华文明的值得骄傲——不是靠食肉动物的攻击强悍而发达、不是靠食草动物的温顺驯服而存活，而是以一种虽是表现平和但更为自信、虽曾暂时落后但更为自强、虽将走向富强但绝不称霸、秉持和谐精神又坚持自我道路的人类文明而生存、而发展。

（二）中华文明
　　曾形容“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的拿破仑，还曾说过：“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世界都知道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将不凡，但不知道它将在何时醒来、醒来后将形成对世界文明的守护还是威胁。这就需要来了解，中华文明的特征是什么样。
　　前文说过，中国的文明态势，是一种自新型、中和型的文明。
　　中国是自新型的文明，这缘于儒家经典中的论述。《大学》开篇就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就是“新民”，是要使人自新的意思，成就一个新我，改过向新、除旧布新，这就是学习的目的。对人如此，对国家、对民族、对一种文明而言，更是如此。中华文明历史虽久，却不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文化就提出了“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提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国家虽古老，却不忘自我更新、推陈出新，每一天都能如新生一般吐故纳新。所以中国的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在坚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始终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着，这才成就了源远流长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鲜活至今的古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更是中和型的文明，“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对“和”的追求，在中国既是道德观念也是哲学理念，既是艺术准则也是生存方式的要求。一些西方国家由海洋文明形成的海盗意识，构成了踏上新大陆后对当地国民的掠夺行径、侵占历史，海盗式文明，以夺取他方资源为生存本能。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却是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为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并且在土地上形成了团结紧密的家族意识，为了耕种，世世代代企求的都是稳定与和平，厌恶战争和变数。农耕民族的子孙都要按照祖辈经验来种植和收获，最怕由乱生变、影响收成。中国人这种热土观念，转而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教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中国人坚信，财富生于自己的土壤，而非掠夺他人的土地。甚至，连财富也只是末节和结果，道德才是根本和首要。而最为根本的道德，就是“致中和”。中道，就是不偏不倚、正中正好、符合常理、恰当其分的道路，用中是手段、和谐是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各在其位、万物健康生存——各在其位、健康生存，也就喻示着各安其土、彼此尊重，中正仁和、和平共处。
　　所以有些国家对中国“国强必霸”的判定、认为中国这头雄狮万万不可醒来的担忧，是站在西方行为立场上、顺延西方固有意识形态的一种以己度人，而非身处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作为承前启后一脉传承的一种思维方式。
　　西方文明的意识主导下，还产生过一种深入人心的论断，就是亨廷顿先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来自文化差异，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三者之间构成“文明的冲突”。这种论调不无道理，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局部战争的爆发、恐怖事件的上升，让人们更加信奉“文明冲突论”。
　　然而，亨廷顿先生强调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差异的部分、侧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对立的情绪，却忽略了各种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基于人类共性上的那些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肯定……共同的美好诉求，是各地区文明不约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础。文明，就是为区别野蛮而存在的，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所以在文明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差异。
　　何况，任何一种健康文明都不是凝固的、僵化的，而是流动的、发展的。仅以静止形态看文明，每种文明都是对立性的独自存在；若以运动形态看文明，文明之间便是相互交融的、渗透的、影响的态势，差异并不阻隔对话，分歧也不阻碍交流。
　　而把世界的冲突归纳为“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因为始终抱着“冲突”的眼光在看世界，认为世界不是这样冲突、就是那样冲突，而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妄图主导他国、称霸世界的西方文明的思维。而在中国的文明语境里，传达的却是“天下大同”、“四海升平”的理想，这也正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的思想背景。如果剔除了争霸之心，以平和心看待世界，就会发现，文明之间的相处模式，可以由彼此尊重的合作走向融合，而不是由你死我活的争霸走向断裂。

（三）现代化文明
　　当中国通过经济、军事的强大改观了自己，又通过政治、文化的强大改善了自己，并坚持着自我文明中贯穿始终的中国精神，有朝一日，将不难实现在现代化文明面前重新引领世界。真正成熟的引领心态，不是希冀一种文明的独占鳌头，而是敢于欢迎多种文明的齐头并进。
　　中华文明的引领，不是靠武霸的力量，相反，是靠和平的力量。这就涉及到“文明”的狭义概念：一个国家，一个个人，怎样才是文明的，尤其是，怎样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
　　晚清势颓，屡战屡败，民族危亡，于是严复先生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到中国，第一次为国人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这个来自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强烈撼动了国人的神经，原来，落后就要挨打，弱小就被淘汰！
《天演论》的宣扬有其特殊时代背景，然而在今天：
　　将弱肉强食的理论照搬到现代文明，是不对的；
　　将自然规律完全视作人类社会法则，是错误的。
　　不要忘记，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原点，是研究物种演化，而不是社会伦理。但人类文明，恰恰属于社会学说，而不是生物学说；人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类文明超越了动物天性。如果人类社会要抛弃自身本来优越于动物界的文明意识，而退回到以野兽本性对待同胞，那才真是物种的退化！何况达尔文进化论本身是否成立，也早已经被质疑。
　　倘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理由在人类社会成立，那么就会给偏激的种族主义者、极端的宗教分子以强大借口，去肆无忌惮地迫害所谓“低人一等”的族群。而人性的文明意义恰恰在于，能够在坚持平等的大原则下去格外有意识地保护弱者，以维持社会的公正。可以说，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才反应出文明的高度。
一个文明的国家，将会以自身的言行告诉世界：
　　现代文明，不是丛林文明的延伸；
　　人类社会，不是动物世界的翻版！
　　对于国家，文明就是坚持正义、坚持和谐：国家强大，不恃强凌弱；国家弱小，不欺软怕硬；国家有错，也不文过饰非。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得意而归，那先进的军备、优雅的文明棍，都修饰不出“文明”的轮廓，然而雨果的一篇抗议，痛斥自己的祖国是窃贼、是强盗，才让人们看到文明的力量犹存于法兰西。二战时期，德国曾一度铁蹄席卷、所向披靡，然而由希特勒亲自参与设计的“一定要帅”的军装，也裁剪不出“文明”的身影，相反，战败后德国两任总理真诚下跪忏悔法西斯罪责的身姿，却是地平线上一道真正的文明剪影。
　　对于个人，文明就是外在有礼、内在友善。《晏子春秋》说，“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孔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礼仪教化，是人类告别野性的转折点；礼仪风度，是君子为人立世的文明坐标。礼仪是外化，友善是内心，这样的个体精神叠加组合成了群体意识，进而才形成了国家民族的文明形态。《周易》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自然天幕上的纹饰，是日月星辰，而人类社会中的纹饰，就是文明程度，用文明来教化天下，才是人文情怀，才能社会昌盛。
　　所以，你死我亡的较量，是动物法则，不是人间准则。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和平发展的协同，不是国强必霸的独大；是互助友爱的关怀，不是优胜劣汰的厮杀。
　　中国这艘航母已经调转船头、驶向现代化，中国这头雄狮已经苏醒、精神重抖擞。自新型的中华文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中和型的中华文明，守中致和、中正仁和。当中华文明经由漫长历史航道里的一时低谷而稳健走向复兴，就意味着《周易》之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个革新自我的全盛时代，一个引领世界现代化的中国式文明时代。

和　谐

（一）和谐文化
　　和谐，也就是和睦协调，这几乎可以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理念，是各家各派的共同主张，是万事万物的最高追求，是中国人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政治信条、智慧要求、艺术准则。所以，和谐的信念在国学中具有深远根基。
　　儒家经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把“和”看做是天道的追求，是世界之所以成立的本源。如果达到适中的、和谐的状态，天地万物就能各自恰如其分、生发有序。
　　道家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发散来看，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面，世界规律就包含着万物的必然对立。而能够将这些对立面统一调和起来，就是至高的和谐境界。
　　而佛家对和谐的强调更是随处可见，甚至直接提出了“六和敬”的思想，要求身和、口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而很多人也认为，“和尚”这个词，就喻示着“以和为尚”的精神。
　　儒释道三家思想连同其他各家理论对和谐的追求，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内的行为方式。所以，中国的琴道讲究中正平和，中国的茶艺推崇和静怡真，中国的建筑名称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国的医学要求五脏调和、七情调和、气血调和，就连进行博弈对决的中国围棋都在寻求中和平衡之道，而追逐营利致胜的中国商道也信奉着和气生财。
　　可以说，和谐，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状态，是一种全面胜利的智慧。
　
（二）身心和谐
　　对于个人来讲，如果想达到守中致和的理想境界，那么要从三个层面上去修炼、去实现人生中的和谐。
　　首先，是身心和谐，也就是人与自我的和谐。修身为本，这是传统文化中一再强调的重点，《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上至天子、下到黎民，都是要把修身作为人生根本，其他的为事只是末节，如果人生根本没修好，想要把末梢的事情做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本末倒置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进阶路程是一种修己达人的顺序，先修养自身、再治理家园、再服务社会、再报效祖国，是一个人的辐射力由近及远的过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万物都有本末之分、有从开始到最后的正确顺序，能够把握住何为本末、何为先后的规律，就是近乎于“道”的人。因而，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修身，是最初的基础，也是最固本的根基。
　　对于社会也是这样，每个人自我先成为一个和谐的、安定的人，再融入集体，才能组成一个和睦有序的大家庭。如果每个人本身都是浮躁的、焦虑的、叛逆的，就不可能扩散出一个健康稳定的社会氛围。
　　那么一个人如何修身才能达到自我的和谐呢？就是要对内修心、对外修行。修心，是内在心性的修为，正心诚意、戒性和情；修行，是外在行为的修炼，言行有度、举止有礼。《中庸》就告诉人们，一个自我修养好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喜怒哀乐种种内在的情绪，外化发散出来的时候，如果能是合理合度的、恰当其分的，那就是达到了“和”的标准。所以对情绪的处理，是检验一个人修为高低的最好衡量。如果，情绪内中，能和情养性、不过分，情感外发，能和而有度、不过激，那就是一个身心和谐的人。
　
（三）社会和谐
　　一个人自我修炼达标了，就要去处理和影响与他人的关系，这就是“和”的第二个层面，人际和谐，也就是人与社会的和谐。
　　在社会中，我们会遇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还会遇到更多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与调和、对比与映衬、冲突与融合、碰撞与交流，才交相辉映地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无限张力与无穷活力。一个成熟的社会，因为包容了多样性，所以构成了生命力。
　　那么如何使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人，彼此安和相处、甚至彼此欣赏促进呢？中国文化给出的答案是：“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有修养的君子，既能够维护人际之间和谐友善的关系，又不必在具体意见上去苟同于人、勉强自己和他人必须屈从彼此。国学里还说“君子周而不比”，这是说，君子能够亲和他人而合群团结，却不去与人勾结而拉帮结伙。
　　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这些准则都是承认了个体的可贵精神，而又尊重着他人的差异、保持着恰当的距离，怀揣和善之心、生发和睦之情、维持和谐交往、促进和美之态。所以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自保持自身的美感，还能欣赏他人的美，彼此的美一起和谐共处，就是社会理想的大同境界。其实这句话的应用面很广，无论是对其他个人、还是对其他民族、或是对其他国家，都能适用，可以作为人与社会和谐精神的一种推演发散。
　　第一个层面人与自我的身心和谐，要修身养性、修心和情；第二个层面人与社会的人际和谐，要与人为善、和睦共处；而“和”的第三个层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就是中国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四）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信条，儒道释三家都有阐述，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比如，天人合一的观点，影响到中医上，会认为人体本身便隐喻了自然界的组成元素，骨骼象征山脉、血液象征河流、穴位象征星斗、毛发象征草木等等；而影响到音乐上，人们认为，一张古琴的部件组成里就分别代表着天地、山水、年月、龙凤等自然世界元素，而音乐中重要的美学观点更提出了“八音克谐”，也就是音乐演奏中的和谐美。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遍及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当中，人们希望，天与物与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
　　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天，可以理解为大自然，人，就是人类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遵守同样的规律，这就是在精神上、在秩序上、在利益上，合而为一致的统一体。这也是人与自然最稳定的相处模式，不是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彼此角力，而是供养与建设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样的和谐画面，在中国文化里，古人比今人体会更深，他们常常用很诗意的句子来描绘人与自然之间结成的美好情谊：
　　比如李白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当他在人的世界里缺少知音的时候，能与花香中的一轮明月对话成知己。如果人们不曾善待花间的芬芳、天空的清朗，人与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彼此相亲。想要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就要把自然当做人类的朋友去善待。
　　再比如陶潜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当他官场失意的时候，是自然里的一丛菊花、一帘远山，给了他心灵上的无限慰藉。在人情世故里孤独的诗人，却有飞鸟在夕阳西下时与他结伴还家，热闹了他不寂寞的归程。如果人们不曾珍护山间的鸟兽、田园的青翠，人与鸟就不可能有同路而归的自在。人想要与自然形成“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彼此欣赏，那就要把自然当做自己的心灵一样去爱护。
　　如果说，古人把人体构造看做是自然界山川河流的象征，那么，我们今人是否可以把自然界的山川河流看做是人体骨骼与血液的延伸呢？倘若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人之于自然，便能够以珍爱生命之心，去尊重世间万物。
　　在当今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就是能够学习古人的一份赤子之心和敬畏之心，把大自然拟人化，去尊重它的健康状态，而它，就会还我们一份花落花开、云卷云舒的轻安自在。
　　
（五）世界和谐
　　和谐，除了个人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更能代表中国文化面对世界的精神。中国文化，从整体来看，是中和的文化，是涵容的文化，而不是称霸型的文化、进攻型的文化。
　　儒家讲“致中和”，这个“中”字，就表达了一种不扩张、不过分的原则。中国古代纵使是盛世时期，中华文明培育下的王朝政权也都是在恪守中道，并不因兵力过盛就妄想以武力征服他国、开疆扩土，中庸的准则正是一种适度恰当的原则。在北京故宫的皇帝寝宫养心殿里，悬挂着一张写有“中正仁和”匾额，那便是一国之君随时提醒自己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的证明。
　　古代中国，曾经多次达到过同时期世界辉煌的顶端，然而即使国力鼎盛、兵马精良、粮草充足，中国的本土意识，都从未有过侵略、掠夺、霸占、干预他国的想法。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崛起只是使外界一时瞠目的表面，文化和思想的强大有力才是使民族长久屹立的内里。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化，是一种有礼有节的、秩序井然的、中正平和的文化，它维护着国土内外、疆域远近的共同安定，所谓“天下大同”，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所以，和谐，是浸润在中华文明历史洪流中、承前启后一脉传承的一种思维方式。面对家国，中国人追求的是和气致祥、和气生财，是以和为贵、地利人和；面对世界，中国人相信的是和衷共济、四海一家，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和谐的文化理念教导中国人：
　　对于自我修养，要养性和情；对于同道中人，要和睦相处；对于存异之人，要和而不同；对于家庭整顿，要家和万事兴；对于社会秩序，要礼乐和谐；对于国家治理，要和合偕习；对于国际相处，要万邦同乐。总之是，守中致和，以和为贵。

自　由

　　中国古代社会给人的印象，往往是秩序井然的、是礼教森严的，乃至使人们认为，缺乏自由，似乎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而在个性解放的今天，每一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显得尤为迫切，于是对中国这一古老传统心便怀不满。
　　但这不免是一种偏见。我们今天当然在呼吁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让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尽情释放。但这并不等于说，自由在传统文化里就是缺失的。恰恰相反，正是与秩序、纪律相生相伴的，自由，在国学里也随处可见。
　　
（一）心灵自由
　　道家的生命理想最接近自由的状态，老子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大道之行，既要仿照大自然的规律法则，又要效法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状态，顺其自然，这就是道之所在。
　　老子鼓励人们找回自然原始的本心、顺应心灵的自然感召——这不正是最大的自由吗？自由，就是一种随性而为、不受拘束的状态，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让自由贯彻得如此彻底！还有什么准则，能比认可每个人自身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更自由更舒适的呢？
　　而把道家思想与个人生命形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为艺术的庄子，对自由的感受也更为强烈。一篇著名的《逍遥游》，其实描写的正是庄子心灵的驰骋、是庄子思想的放飞。《逍遥游》中描述的那个叫做“鹏”的大鸟，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能够背负青天激越云间，上可飞天下可入水，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其实，庄子哪里是以如此瑰丽的笔墨来仅仅描写一只鸟的行为呢？文中的“鹏”，正是庄子自己的心，那是一颗开阔六合、含纳古今、超越世俗、纵横时空的心。
　　心的自由，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自由。人力所能永远是有遗憾的、人生环境永远是被设限的，然而，心的开阔可以超越现实局限，自由翱翔在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
　　心之大，才是人之大；心之自由，才是生命之大自由。
　　所以，虽然庄子把他的生活状况自比为在泥里曳尾涂中的龟，却把他的内心状态自命为鹓鶵之凤，高飞于空、不染纤尘；虽然庄子度日时的家境贫困要不得已去借粮，但他在酣睡中却能潇洒做一个名垂千古的美丽一梦，梦到自己变为蝴蝶翩翩而飞。甚至，“庄周梦蝶”的自由洒脱，使他在醒来后不知梦里梦外、孰真孰假，不知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这种奇妙的精神体验，正是因为他的心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出神入化之境。
　　庄子能以一具受现实艰难拘束的身躯，放飞起一颗自由快乐洒脱的智慧心。他这种身心状况的反差，也很像是儒家学派里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行为，孔子曾称赞颜回说：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箪食瓢饮的清贫生活，人人都不堪忧苦，只有颜回不改其乐——他不改其乐的，也许是身在陋巷、心在书香的精神享受，也许是身在平凡、志在高远的修身过程，也许是身虽未动、心已远行的超越眼前的卓越见识。
　　可见，在中国文化里，无论是入世有为的儒家，还是出世无为的道家，无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行为特征有何不同，但是在内心和精神层面，他们都同样拥有着自由的灵魂、都同样构建着独立的人格，都可以因为心的独立自由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管成功还是失意、不管腾达还是穷困，他们能够不以客观好坏为枷锁，靠自我主观撑起蔚蓝的天。
　　不自由的心，在鸟语花香中也能画地为牢；而人生任何形式的牢笼，都锁不住一颗真正自由强大的心。
　　
（二）生命自由
　　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影响极大的两大学术流派，他们的观点和表现看起来往往是对立的，比如：
　　儒家主张入世，道家注重出世；儒家呼吁积极有为，道家喜好清静无为；儒家重视集体利益，道家推崇个体精神；儒家从家庭走向社会，道家从社会回归自然；儒家努力兼济天下，道家追求独善其身。
　　可以说，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儒家担负着家国天下的责任耕耘人间，道家遵循着生命本源的朴素超脱世外。
　　看起来，儒家比较沉重受缚，而道家比较轻灵自在。但其实，作为各自成熟的学问体系，儒家和道家的圣贤，尽管外表形式有别，内心却是一样的自由无拘束。
　　比如孔子形容自己，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修炼到了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做事，然而再怎样任性而为也都在合理规矩之内，不会逾越禁区去触犯规则、冒犯他人。这难道不是人生最理想的自由状态么？他已经完全超越了社会的一切限定、束缚、刻板、教条，那些禁忌都不会让他感到受限、为难，相反，他可以自由地驰骋于人生，却于规矩礼教秋毫无犯、于人际往来言行适度，他能成为一个最快活舒服、也最令他人感觉舒服的人。
　　所以，无论是脚踏实地的儒家，还是仰望天空的道家，他们不同的人生信条只是对生活哲学的探讨。而对生命状态的存在，他们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不管在朝堂、在闹市还是在山林、在陋巷，都可以、也都应该，自由而活。
　　甚至，提倡法制、法度严明的法家，也不与自由的本质相矛盾。自由突显出秩序，在有形的层面，所有的自由必然都有其边界，法度之内是令行禁止，那么相对应的，法度之外就是行动自由。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有保障的自在，无秩序的自由只是野蛮的乱象。所以法家的“明法度”，其实是更好地规范了“享自由”。
　　如果在现实社会的严格秩序之内，一个人的灵魂依然能够充分体会到自由，这样的灵魂才真正具有力度，甚至是具有艺术性的。中国古代的士人就是如此。
　　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受案牍之劳形、受朝堂之艰险、受宦海之沉浮、受宵小之倾轧而感觉受到待遇不公、受到制度禁锢、受到官场奴役、受到志向束缚的时候，他们释放自我的方法，往往不是逃避到山林隐逸而不问世事、不是投降给世道艰难而躲避退缩——他们总认为，遁入世外不是读书人的理想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负重前行中锻炼出一颗豁达自在的隐逸之心才是真正的人生自由。所以，他们选择在任何困境里都去努力自我调节，他们写诗、作画、弹琴、读书、品茶、赏花、雅聚、清谈……这些内容都构成了他们快乐纵横的自由王国。
　　他们有一片美好的隐士山林，就在自身的书房里；他们有一片理想的世外桃源，就在自家的花园里；他们有一片放松自我的精神沃土，就在自己笔下的诗文里，尤其那些田园诗、山水诗、风景诗，都带领这些文人寸步不离闹市而尽享山野田园之乐。对外，他们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对内，他们书诗文之美而养其心。种种陶冶心灵的行为，就是他们官场的后花园，就是他们生命的自由国。
　　对于懂得自由的人生来讲，不能解甲归田，那就耕耘心田、培育精神家园的心花怒放；不能吟游四方，那就心怀天下、培养人生大观的游目骋怀。
　　在他们可能四处碰壁的生活中，自由却可以无所不在。
　　国学中的自由，是儒家责任里的闲情，是道家朴素中的安然，是法家理性下的游弋，是士人重压时的释放。自由，从来不在远方的乌托邦，而就在当下的轻安自在；自由，从来不依靠他人给予，而全在于自我获得。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抵得上心灵自由的强大有力。

平　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第二个价值取向，是平等。
　　（一）社会平等
　　我们今天强调要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而这样的追求，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开始了：
　　中国的儒家，目睹了道义失衡的礼崩乐坏，于是提出“天下大同”的设想，期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大道为公、不生是非的大同社会；
　　中国的道家，感受着欲望无度的邦国纷争，于是提出“小国寡民”的想法，盼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朴素安宁、不受干扰的清静社会；
　　中国的法家，忧虑着权贵横行的法外特权，于是提出“刑无等级”的制度，呼吁人们能生活在一个刑罚统一、法度严明的秩序社会；
　　中国的墨家，不满于弱肉强食的争霸交战，于是提出“兼爱非攻”的主张，渴望人们能生活在一个爱无等差、战无不义的和平社会。
　　中国文化里各家的思想者，他们以不同的表达，传达着对于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和谐、社会美好的同样期待。虽然从每个人个体的客观条件上来讲，人注定是生而不平等的，但他们希望社会能给予民众以相对平等的生存空间，可以让所有人不论是贫是富都安居乐业、让所有人无论是强是弱都不受欺凌。
　　正因为人们生而不平等，所以才格外要求社会的平等，来弥合先天的差异、来均衡各方的不对等。
　　平等，首先意味着人心的平和：法无特权，人们的生活中杜绝了欺男霸女、投诉无门之事，才能安然度日，所以社会总在呼吁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平等；机会均等，人们的努力能够进阶有序、公共的资源不再权贵垄断，社会才能健康运转、正常流动，机会平等的秩序消除着怨声载道的仇视。
　　社会平等才能带来心态平和、生活平静，对于这一点，唐代韩愈体会得非常深刻，他作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由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首先论述了一个物理道理，当物体处于不平静时才会发出声音，比如草木由风拂动发出声响、水面由风吹动发出声音……而人的语言也是如此，迫不得已才出言发泄，或歌或哭，但凡有言，都是因为内心不平！所以，如果要平息人言鼎沸、如果要人们心平气和，就要实现社会环境的大平等，才能塑造心理环境的平和。
　　平等，而后才能促成社会的平稳。儒家经典《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理想的社会生活，最后要达成的最高目标是“平天下”——要平定天下、要天下太平，就包括了要人人平等、要社会平稳，平定天下的目的便是为了“天下平”。而平等的社会生存环境为人们塑造出的心态平和、生活平静，促使着人们的各安其分、各行其道，保证着社会的稳定泰平、四海升平。
　　对此，孔子曾经十分严肃地教育弟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邦国社会，不怕贫穷却怕分配不均，不怕人少却怕人心不安，如果均等，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拥有得少，如果和谐，家国也就不担心人少，如果安定，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倾覆之灾。孔子此言，实在是道破了此后历代王朝更迭、民心思变的根源。贫富差距、待遇差异、等级差别的严重分化，促使了社会的不平稳发生。
　　所以唐代史学家吴兢，在分析总结了大量朝政兴亡之道、穿越过如许历史烟云迷障之后，留给中国文化一句平淡而直白的朴素道理，他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而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也以淡然口吻隐喻着人间至理，他说：“平而后清，清而后明。”社会平等，彰显治国之道，社会平等，成就清明太平。
（二）人格平等
　　社会平等，这是对每个人生存权利、每个人生活状态的保障，是一种制度上的追求。而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精神，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强调的更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尊严上的平等。
　　人格平等，源于彼此的尊重，就像《简爱》中那句响彻世界的呐喊，简•爱说：“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人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能认同自己与他人的人格平等，不因身份地位差异而拜高踩低，是一种修养的体现，更是一种自信力的考验，能够以平等姿态交流、以平常心去品评人的格调与心性。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人格平等的交游，坚固胜似青山，美丽胜过音乐。那是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叫伯牙，他官任晋国的上大夫，被人称作“琴仙”。一天，他坐在汉阳江边独自弹琴，忽见一位砍柴而归的樵夫正站立在旁听琴，神态十分专注，似能听懂琴意，自称名叫钟子期。伯牙起初心存质疑，难道一个村野樵夫也懂得士大夫的琴声吗？于是想试奏几曲，便随手弹奏出心中的巍峨高山之景，钟子期听后描述说“巍巍乎志在高山”，伯牙惊讶之余，又弹奏起滔滔流水之意，而钟子期听后回答说“洋洋乎志在流水”，伯牙这下喜出望外，他说，你真是我的知音啊！——知其音，解其意，从此，“知音”一词便从音乐术语中脱颖而出，泛化成了知己、知心人的代名词。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之后，他们相约来日再于此处弹琴、听琴。但是当伯牙如约再来的时候，钟子期侧耳倾听的身形已经化作一抔黄土、与世长辞了。伯牙痛失知音，他在子期的坟前最后抚琴一曲，而后把琴摔断，立誓知音既去，此后再不弹琴。这便是古琴艺术中“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
　　这个分别记载于《吕氏春秋》《荀子》《列子》等典籍中的典故，故事中两个萍水相逢而意气相投的人，以七弦为桥梁、以音乐为寄托、以青山为风骨、以绿水为凭证，彰显出一份不关乎社会地位、只关乎心灵地位的平等相交、贵重相知。士大夫的琴音，只为樵夫才回响山间；钟子期的脚步，只为伯牙才驻足岸边。
　　是对人格平等的维护，才没有阻止伯牙以高高在上的身份对话一位民间路人；是对人格平等的认同，才没有使钟子期畏惧以一担柴木对唱一具古琴。其实，在触及心性的人际交往中，社会身份，常常比不过文化身份的重要。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伦理纲常的规范十分讲究，所以看起来似乎处处都是对不平等地位的维护。其实，中国文化很早就在强调人格上的平等了，甚至为了追求平等，认为连性命都是可以放弃的。《礼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春秋时期，齐国饥荒，饿殍遍野，一位叫做黔敖的富翁，本想发放粮食赈灾，可是在饥民来领粮的时候，他以轻蔑的语气吆喝说“嗟，来食！”致使饥民感觉蒙受到了巨大羞辱，宁可饿死也不肯再领受粮食。这就是“嗟来之食”这个词的由来，表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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