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小故事丨一封节约粮食的联名信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9-21 07:37:00
1934年3月20日,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了一封联名信。当时一批从“白区”来苏区工作的干部,就《红色中华》提出节省运动的号召,向编辑部去信告知他们具体响应号召的办法。信是这么说的: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
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由于这些“白区”来的同志,在苏区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其生活必需品主要靠单位供给。这封信的署名人一共有二十三位,其中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陆定一、邓颖超、博古、毛泽覃、成仿吾等。
当时的中央苏区干部,不仅自发节约粮食,甚至在有的情况下,自带粮食上班开会,不要公家发放的粮食。笔者寻到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中刊登了一则短消息:“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日前各当选的代表集中开会时,一致要求自带伙食,而把公家发给的伙食费,捐助红军战费”,随后简要介绍了泮溪区苏维埃新当选代表的提案,基本都与农业生产有关。
农业生产对于中央苏区的存续至关重要。一方面,红军在前线对敌人的“反围剿”,必须大量储备粮食,陈云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为收集粮食而斗争》中,开篇即指出“保证和充实粮食的供给,是争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另一方面,突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换取“白区”的工业品,也要靠苏区生产的茶叶、竹木等农产品。
为了支援前线,广大苏区干部群众,宁可自己吃得少些、吃得差些,而把谷子供给或廉价卖给苏维埃与红军。
1934年7月22日,中央苏区发布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红色中华》在四天后刊登了这一决定,决定先是回顾了此前借谷二十四万担的事,“使得我们猛烈扩大的英勇奋斗的红军,在今年夏天有了充足的给养”,“为了红军的给养,几乎每家每人都节省了借出了许多的粮食”,基于当前“反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秋收借谷六十万担。
谷子借来了,在运输与保管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浪费的现象,对此决定严肃提出“各级秋收委员会及苏维埃主席团,必须严格督促各级粮食部切实负责,将动员的每一粒谷子迅速集中,迅速搬运,在适当地点建立谷仓,并且很好的保管起来,不使一粒谷子受到损失”。
一粒谷子也是农民辛勤劳动的结晶,怎能不好好珍惜。对于浪费粮食乃至其中牵涉的贪污现象,《红色中华》也会公开报道与批评。
1934年2月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石城县教育部副部长周梓林“浮领伙食”之事,他负责办理石城县教育干部训练班,该训练班有教员和学生五十四名,大概这五十四人并不是每天都要公家提供伙食,但周梓林钻了这个空子,向上级部门虚报举办训练班的这一个月中,“平均每天都有五十四名的伙食费”,上级部门指出这不正确,令石城县教育部部长协同石城县工农检查部核查账目,结果发现周梓林贪污了大洋七十多元,周梓林除被责令赔款和撤职外,并交裁判部处置。
战时岁月,节俭是为了求生。现在日子殷实了,节俭仍是不可抛弃的传家宝,仍是成就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阅读《红色中华》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应有所体悟,更应有所行动。